而佛之道，也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原道》），根本不谈仁义。
但是单纯的静坐只适合初学者，故提倡主敬，其方法是收敛身心，常惺惺，使本心保持昭昭不昧。四静与敬 心性论以探讨成圣、成佛之主体根据为核心，它不仅仅关注一种理论上的逻辑论证，更要关注如何成就理想人格的方法及手段。
佛家则注重开发众生本有的智慧， 追求以超理性的直觉智慧体证宇宙实相，成就宗教上的理想人格。剥离经验意识活动而抽象地分析良知，则是一种先天普遍的纯粹体验结构。诚， 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也 (5) 32。24 (5) 《中论·观颠倒品》， 《佛藏要籍选刊》第9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33页。此情当是《礼记》所说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缘于物而生的经验情感， 非是本心性性体所发， 故须由本心性体疏导、超升， 方能为善。
朱子吸收《大学》中明明德的概念，认为明德既指本心，也指天理，心即理，理即心，此明德无形无相，于感应处方能流行呈现。然而，佛家也讲理事不二、无明即法性、世间与涅槃不离，禅宗就明确主张：青青翠竹，尽是法身。但后人之所以要伪造此说,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为中国道统之传之来源所在,亦正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
武树臣先生所谓法统其实是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基础。但《白虎通义》也使上古神权法思想回潮了，其中的谶纬思想对天的神化十分明显，如《春秋·说题辞》：天之为言镇也。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祥刑是符合中道的刑罚。
王阳明虽然以致良知取代道统论，但仍然以十六字箴言作为心学之源。唐代韩愈吸取了佛教祖统说的思想资料，构建了一个儒家的道统传承谱系。
既得其情,则权其罪之轻重,而施以其刑。墨子实际上是借天喻民，借助天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法律主张。《韩非子·五蠹》也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
(《论语·八佾》)更重要的，他要探求礼和乐中一以贯之的道。汤发现伊尹精通治国之道，就起用了他并授以国政。《汉书·刑法志》引孔子之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盖韩愈以轲死不得其传，则此后一二千年间大道竟全绝，感到不妥。
《山海经》说：东北荒中有兽，如牛一角，毛青……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名曰獬豸。三、道统与法统的关系 道与法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发生关系的。
《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礼乐政刑，都是教化百姓的内容，推行于国家社会以至天下，就能使天地万物、人类社会都能各安其位，各得其宜。
在众人举荐和尧的选拔下，他做了尧的继承人。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君书·画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指士师用公正的刑罚治理百姓。大底事最重处，只在于狱。
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同时引礼入法(制)、礼法并用，以礼主法的思路，使儒学从理论形态迈向实践领域，以春秋决狱代表，引礼入法，促成了汉代儒学的法律化，法律的儒学化。
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也（《读通鉴论》卷六），这就是说，治国理民的一些基本原则是确定不移的，但法律则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有变化，不能固执不变。他还说道：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孟子以德服人，王道仁政，省刑罚，薄敛赋。宋初孙复批判佛教、道教宣扬生死祸福、因果报应等，赞成唐朝韩愈批判佛教、弘扬儒学的道统论：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
这一说法未必完全准确。这里，天决定君，即天命靡常，唯德是依。牟宗三的道统观在新儒家当中最具有代表性。朱熹以天理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由天理而人伦而法制，三位一体，但人伦是立足点、出发点，以人伦为基点，向上求索于天理，向下派生出法制，而三纲五常就是天理的主要内容，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这就明确指出三王制定礼乐法度，能不能效法和遵循三代的礼乐法度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王充在《论衡》中解析獬豸道: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
还有，如果道统不能下上贯通,成为孤悬的形而上学体系,成为没有根柢的抽象教条,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故春夏用庆赏，秋冬用刑罚，形成一套政治程序。
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这就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法律文化，使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法学无不以人本思想为基础，也支配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和法律活动的方向与进程，形成了中华法系的优秀传统。
这个意义上的法统作为中华法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有久远的历史，但作为中国法学特有的概念形成则比较晚，是中国近代社会从传统的专制向民主共和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中国人追求民主、共和、宪政的法制建设的结晶。居高理下,为人经纬,故其立字,一大为天,以镇之也。他说：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特别是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使儒学遂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为儒家思想包括道统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所以孔子特别崇奉周公，崇尚周礼。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面对礼乐越来越趋于形式化的局面，他一方面在行动上坚持遵守这些形式化的礼，对于任何小的仪式细节都固守不放，关于拜上拜下的选择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乡党》篇的记载足以说明孔子是怎样笃守小节、循规蹈矩、谨小慎微。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阴出而积于冬，错刑于空处也。
在儒家思想指导下，他强调仁义所在，匹夫为重。中也者，在心则不偏不倚，在事则无过不及。
